到户外去—我的非主流生活

这是一个女子参加户外运动的传奇经历，她跑过马拉松、登过7000多米高的雪山，很早就开始个人滑雪、潜水的运动。她不是专业运动员，最早只是一个身体不佳的白领，因为运动，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而今，她因为热爱户外运动，单枪匹马在国内推广世界级的“班夫山地电影节”。 

　　户外运动在中国兴起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在钱海英的经历里，我们隐约可以看到这项运动在中国普通人群的成长。——编者 

　　本期私人别史主人公： 

　　钱海英，70后，北京人。曾就职于世界500强企业，2008年辞职移民澳洲。她的网名“美朵”曾经在中国的户外圈像一个神话，登山、滑雪、攀岩、潜水……兴趣广泛，多专多能。她是北京龙舟队的元老；两次参加马拉松比赛；还曾在全世界的铁人三项比赛中夺得中国女运动员最好的名次。而让更多人认识她的主要原因，跟这些有关也无关，她把班夫山地电影节引进了中国，经过三年多的摸索和成长，班夫山地电影节中国展终于有了自己的模式和体系，人们通过这个电影节，知道了班夫，也知道了钱海英和她的户外故事。 

　　在2000年之前，我甚至没有听说过“户外运动”， 我的旅行方式，跟所有的人一样，不是跟同事朋友出去玩儿一圈，就是跟随旅行团观光游。 

　　2000年的某个假期，我的一位“驴友”同事张罗了一次黔东南的“自由行”，这也是我头一次接触到自己做路书、找客栈、搭公车的自助旅行方式。至今还记得，我的第一次“户外”方方面面都业余到极点，背着一个运动双肩的背包、穿着一双NIKE的白色球鞋，完全没有任何装备，就莽撞而懵懂地跟着同事踏上了黔东南这片尚未旅游大开发的不毛之地。印象尤其深刻的是那里的路，无论是国道还是省道，一律是无尽无休的土道，一路上“突突突”地在中巴车里跳Disco，又累又苦。即便如此，在这短短的十几天的假期里，我还是爱上了这种“自作主张”的旅行方式。 

　　就在黔东南的旅行即将结束时，我们在火车站遇到了一伙来自于“绿野”的人马。他们背着很大的登山包、穿着冲锋衣裤，还带着帐篷，都是我平生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我还记得他们看到我这只小菜鸟的神情，多少有些不屑，但这并不妨碍我去了解他们，很快我们就聊得很投机。他们都是热情而好玩儿的人，盛情得很，对于我这个刚搭上话的入伙者，还是抑制不住兴奋地向我发出了登山邀请：十一一起去登四姑娘山吧！那时，我甚至不知道四姑娘山在哪儿，但一口就答应了下来：那好吧，十一我跟你们一起去登山！ 

　　就像所有的江河都要有一个源头，这趟黔东南之行，就是我户外运动的起源，偶然的自由行、偶然地遇到驴友、偶然的登山邀请，就这样悄悄地、毫无征兆地把我引领到了当时还十分小众的运动方式上——户外探险。我也因此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户外装备”、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登山经历。 

　　 

　　一套不按常理出牌的登山计划 

　　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的开始 

　　■一身假货装备 

　　回到北京，我立即开始着手准备十一的登山之旅，按照登山召集帖中要求的那样，去秀水街买了一件颜色鲜艳时尚的滑雪服、一条不透气也不透水的冲锋裤和一个ONEPOLAR的登山包。 

　　当年的秀水街还是一个露天的市场，满眼蓝色绿色的棚子拥挤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这里有俄罗斯来的倒爷，也有淘地道中国商品的老外，还有我这种寻找心驰神往的原单货的中国人。那位卖货的大哥拍着胸脯对我说：这可都是尾单货！现在，当我成了一头资深“老驴”，才恍然明白，所谓的尾单货，其实都是假货。我的首套户外装备中，唯一一个算得上专业的，是那双登山鞋，它出品于美国的一个做户外炉头的公司（当年真的是什么都不懂，一个精于做炉头的公司，它生产出来的鞋怎么能靠谱呢？可这双鞋跟一堆秀水街的“尾单货”比起来，已然非常“专业”），也是唯一一件从户外店里斥重金所得的装备。 

　　如果不去秀水街，就要去户外用品店，这些装备齐整整地置办下来，可不是两三千块搞得定的。那时候的百货商场里，鲜见户外品牌专卖店，即便偶尔有那么一两个，价格也只比户外店高而不比户外店低。也正是这个原因，参加户外运动的多是外企的白领和收入良好的人，因为这的确不是一个低消费的运动，至少在当年是这样。 

　　■加班练出来的体能 

　　我们两队人马分别在北京和江西出发，在日隆集合。2000年的四姑娘山，几乎就没什么游客，能选择到这儿旅行的人只有两种：一、如我这般的普通驴友；二、全球范围内的登山家和探险家。这里虽然没有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山，但四姑娘山的幺峰、婆缪峰的攀登难度，还是在登山界颇有些名气的。 

　　我们选择的大峰是四个山里海拔最低、危险最低、难度最低的，只对体力和耐力小有考验。去过高原的人都知道，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区登山、徒步，对体力的消耗是2000米以下地区的几倍。队长很贴心地雇请了当地的马队帮我们驮东西，还一再叮嘱我：如果体力不支，立即上马，千万别硬撑着。更有一些强壮彪悍的大小伙子，看着我瘦弱的身子骨，撇撇嘴，对我能否登顶充满怀疑。 

　　一路上，我紧紧跟着先锋队冲在前面，一路上既没有感觉特别累，也没有任何高原反应，就像在平地上欢跳自如。大家惊诧于我的坚韧力和超强的体能，甚至连我自己都刚刚明白，这得益于我多年的跑步训练。 

　　大学一毕业，我就跑到了外企去工作，那时候，没有点儿资历的人很难选择外企，可我毅然决然地推掉了铁饭碗，无论如何都要到这片未知的水域里感受一下。我的第一个老板是香港人，典型的工作机器，每天加班到两三点钟是家常便饭。超负荷的工作强度，让我三天两头莫名其妙地发高烧，为了适应他的节奏，我强迫自己每天跑步锻炼身体。在运动最上瘾的时候，无论加班到几点，我都会顶着晨星出发去跑步，中午再去健身房做一个小时的瑜伽，晚上不吃饭也得去跑步机上跑一个小时，然后继续加班。就这样，我的身体逐渐转好，甚至晨脉一度达到过每秒38下的运动员标准。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只知道唯有运动能让我扛得住加班的重压，却不知道它也为后来的户外运动打了一个坚实的体能基础。 

　　■“蛮干”登上了四姑娘山 

　　就在大部队刚刚到达大本营的时候，队长一边整队一边准备带领大家登顶，忽然一阵大雾飘来，山间顿时湿雾弥漫，就听到向导大喊一声：快撤！暴风雪来了！然后就带领着马队慌慌张张地向山下跑去。我回头再看大峰，云雾已经遮住了峰顶。马队的铃声越走越远，我们这一队徒步者，只能追着马铃声往山下跑，一路上又冷又累又饿，狂奔到驻地的时候，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外面哗哗地下起了雨。 

　　我心里对未能完成的大峰登顶充满了遗憾，跟一对江西来的小夫妻说：你们觉得我们就这样回去了，会不会特别后悔？如果我们算好了时间，我认为也能一天登顶大峰往返！旁边一桌正在喝酒的藏族向导听了我的话，除了摇头苦笑，就是站出来反对：这是不可能的，从来都没有人这么干过！我让向导们帮我算时间，骑马到大本营，然后登顶再下山，当地人得多久？我发现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全可以在一天之内达成，就是起点早再贪点晚的事儿。我的计划把江西的小夫妻和一个藏族向导说得热血沸腾，我们组成了大峰登顶的新队伍，凌晨时分，正式出发。 

　　刚刚下过雨的山里异常泥泞，马蹄打滑是家常便饭，顶着皎洁的月光、沿着崎岖而危险的山路一直向前，常常是一转弯就被一个断壁悬崖吓出一身冷汗。可这些都没能影响到计划，基本在预定的时间里我们到达大本营，然后弃马徒步上山。当我跟藏族向导组成的先锋队已经在峰顶采了一大堆红景天的时候，江西的小夫妻才赶上了队伍。那次，藏族的向导跟我说：你上辈子一定是个藏族人。江西的小夫妻说：没有你，登顶是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而后来随着我对户外运动越来越多的了解，才知道野外运动最忌夜晚活动，如果这个计划稍有闪失，所带来的后果是我远远不能承担的。也正是这种无知，成就了一个无畏的壮举。 

　　为了犒劳自己，我跟江西的小夫妻转道去了阳朔，那里聚集着以户外为生活方式的中国人、外国人，他们悠闲地谈着登山、徒步，谈着在风景如画中来去自如的旅行，谈着放弃了一切只为在远离城市的村庄里休养生息……这些使我这只刚上路的小菜鸟，同时完成洗脑和蜕变，我给自己找到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到户外去。 

　　 

　　从高山到海洋，过自己的日子 

　　让别人说非主流去吧 

　　■带伤小五台拉练 

　　回到北京，我的运动重心转到了登山上。2001年那会儿，人们只知道登山就是去爬山，并不知道登山也需要掌握攀岩、攀冰等技巧，更不知道“山”的概念，是指那些动辄5000米以上的皑皑雪山，这样的地方才能感受到“登”的快乐。 

　　我在绿野的一个召集帖中，寻找到了登山的目标——甘肃梦柯山里的大雪山。可我报了名，面试的领队就觉得我肯定不行。我的拗劲儿上来了，心说，你们都不认识我凭什么说我不行？于是带着那么点儿不服地跟队长说：北京有没有山啊，你带我爬一趟。他回了我三个字：小五台。 

　　小五台地形地质的复杂程度堪比三级山的难度和强度，是山友拉练的必选地，对体力的消耗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 

　　我跟他做好了拉练计划后，就一刻不歇气地跑到了四川去登山滑雪，没想到把腿给摔伤了，膝盖以下，小腿肿得跟大腿一样粗。回到北京，我拖着伤腿如期跟他去小五台测试拉练，但没有告诉他我受伤了。晚上换药的时候，他被我的伤腿吓着了：你这样还跟我来？我说：我不觉得这是问题，也没有伤到骨头。既然我们是来做测试的，你就不要等我，该什么速度就什么速度。在第二天的测试中，他丝毫没把我当成有伤的人，爬小五台、走冰瀑，行进的速度很快，但我一直没落下。当我们从小五台走下来的时候，他非常惊讶，觉得我的意志力很坚强。就这样我通过了测试，成功地跟上了大雪山的登山队。现在回想起来，那次真的是一次超豪华的登山之旅，我们带了一个很大的锅又是煮鸡又是煮羊。一干从北京、广州等地来的山友，浩浩荡荡地像个腐败的旅游团。随着一点点地往山上挺进，队里不断有人出现高反，一个女孩忽然休克，领队拿着一小瓶治疗高反的针剂急得大喊：谁能给她打进去！队里顿时鸦雀无声，我站了出来，诚惶诚恐地说：让我来。小时候，我是在姨家长大的，姨夫是个医生，他教过我打针。只不过很多年没用过，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药推进去没一会儿，那个女孩出现了强烈的反应，口吐白沫。我们赶紧找人把她抬下山去，那一刻，我跟队长十分担心，一旦出了任何问题，他跟我都是最主要的责任方。 

　　那一次虽然登顶并未成功，但认识了一大群好朋友，之后的每年，我们都要精心地策划一次登顶大雪山，那成了我们整个团队的念想。 

　　■爱上“非主流”生活 

　　我之所以喜欢登山，是喜欢那种不断向上的攀登乐趣，最后登顶的终点，就像是每一段路程的总结，居高临下，回看自己的来路，如此清晰又如此与众不同。 

　　而从高山一跃到大海深处，中间毫无转折。在马来西亚度假的时候，客栈的老板娘指着湛蓝清澈的海水对我说：不潜水实在太可惜。我身边没有任何人玩潜水，对这种运动的认识是零。跑到潜水学校问了问，他们说，如果你肯认真学习，那么你在四天的时间里就能拿到一份最初级的潜水执照。掐指一算，生日在即，心想我每天像个机器一样加班、赶工，难道不能送给自己一份丰厚的生日大礼？一掷重金，为自己报了名，在假期的最后几天，拿到了一张水下通行证。我的运动再一次升级，从山上到海底，好像没什么能拦得住我不断地去感受自然、发现自然，又不断地融入到自然里。这就是户外运动带给我最为刻骨铭心的感受，你跟自然总是息息相关，相互依附，你离不开它，而它也恰好需要你。 

　　当然，我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也再一次升级，一直以来大家对我的认识是“冲锋在前”：2003年、2005年两次参加马拉松，2006年参加铁人三项，北京龙舟队的第一批队员，登顶慕士塔格峰拿下国家一级运动员的证书，参与到滑雪、骑行、潜水……这些运动中，也比身边的人似乎早了一点点。因此，身边的同事、同学和朋友，给了我一个“非主流”的标签，他们对我的生活有一种地球人看火星人的复杂情绪，不是敬仰、不是奇怪、不是喜欢或讨厌，而是稀奇：为什么把生活过成了这款的？！其实我的内心，总是渴望大家都能加入到户外生活里来，用身体跟自然做最完美的沟通和交流。 

　　 

　　班夫电影节 

　　这不正是我要做的事儿吗 

　　■他们最终选择了我 

　　2008年移民澳洲之后，我过上了太太的生活，每天睡到自然醒，吃了午饭看看书晒晒太阳，晚上还能跟丈夫到海边散个步。他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潜水，他的潜水技术可比我精湛许多，跟着他一起畅游海底，非常美妙。 

　　就在我终于有了大把时间可以挥霍的时候，我的朋友忽然跟我说：你难道不想把“班夫山地电影节”搬回到中国吗？我惊得一下子从沙发上蹦了起来。初涉驴友队伍，就听人讲过这个传奇的电影节，它是户外的奥斯卡，是全世界探险家的狂欢。当年对班夫的心驰神往，早就被岁月一点点地洗刷成了浅白色，忽然提及，断了线的记忆好像一下就被捡了回来，瞬间连通到了身体各处。甚至来不及思考，就接二连三地说了几个“好”！这不正是我要做的事儿吗？ 

　　在网上找到了班夫中心，向他们发出了信函，很快得到了他们的回复，除了我，还有一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台湾机构都想把班夫引进中国，我一个人在两个机构面前，瞬间势单力薄如此渺小。这点小困难不能挫伤我，就像每次登山受伤一样，不管怎样你不还是得继续走？我一遍遍地跟班夫中心表达自己的愿望，希望这份热爱能打动他们。也许是我太虔诚，也许是我户外的经历让班夫很看重，他们最终选择了我。我也因此拥有了一次去班夫山地电影节参观和学习的机会。 

　　在那次电影节中，我见到了世界顶级的登山家、探险家和纪录片的制作人、导演，甚至很多人是我的偶像。生活里的他们如此温和，跟朋友们谈论着自己可爱的孩子、分享家庭趣闻。这些更加促动我一定要把这些电影、这些最平凡又最神奇的人的故事带回中国，跟所有的中国户外爱好者一起分享班夫这个大家庭，一起倾听每一个平凡面孔之下的传奇人生。这事儿我能做到。 

　　■这事儿我想得太简单 

　　在后来班夫电影节遇到的大小困难中，我悉心总结了一句话：这事儿让我想得太过简单。 

　　一个电影节，你能想到的是什么？资金、政府批文、媒体宣传……之前从来没打过交道，不知道的行业，一下子都要去面对。拿批文？怎么拿？我身边没有一个人知道电影节的批文从哪儿拿，怎么拿？随时我都会被这样一个看似平常但从没接触过的小问题绊倒。我把电影拷贝送到了广电总局，审片会的委员们看了这些探险电影，说了两句话：真好看，比大片好看；太难了，你别做了！ 

　　刚刚解决了批文问题，拷贝问题又如期而至。中国的院线是全世界一流的放映系统，它只支持胶片和数码高清，其他信号一律不能播放。而我们买到的拷贝，却是比这个更低档一些的数字拷贝，拿到北京、上海请最权威的专家测试，得到的结论都是：不能够。可我就是觉得它一定有可能性，经过不断测试和调整，终于研发了一套自己的放映格式，既能放映又不损伤播出效果。这个巨大的成功，给我和我的朋友们带来了巨大的喜悦，我们就摸索中一路前行。硬件的瑕疵可以修补，而软件的问题则只能让人无奈。 

　　在今年的合作中，我们曾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合作对象，他们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赞助资金，这对于今年的电影节来说，无疑是解了燃眉之急。一轮又一轮的艰苦谈判后，我们打动了最具决策权的领导，可就在即将签订合同的前一天，对方一位工作人员打来电话，委婉地表达了需要一定资金的回扣。在2010年班夫的筹备和展映中，我得到了太多帮助，人们就像是在可怜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对班夫伸出了友谊之手，所以即便再苦，我仍然觉得这个过程无比美好。而这一次我遇到了“潜规则”，退一步我将获得更多的资金，保持原则我将继续负运营。 

　　■对丈夫充满了愧疚 

　　前几天遇到了一个记者，她问了我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你的变通能给你带来更好的合作和利益，你会选择变通吗？这个问题套用在这次潜规则的事件中，好像量身定做。我想现在我有权利回答这个问题了，因为我遇到并解决过这个让我十分头疼的问题。最终，我没有这样做，没有向利益屈服，也没有任何变通。因为班夫山地电影节在我心里是纯粹的和神圣的，保持它的神圣就是我的原则。我对班夫有这个承诺，对自己也有这个承诺。 

　　如果真的要我说出遗憾，只有对丈夫充满了愧疚。今年2月份，我回到国内参加一个重要的活动，本来跟他商量好4月份就回到澳洲，可回到国内，我发现班夫不允许我走。我先斩后奏地把机票改签到了年底，他在电话那边难过地说：我不想等我们老了才能在一起，我想跟你一起慢慢变老。这个有着蓝眼睛的爱尔兰男人，平常连一句浪漫的话都说不出口，我想这句话一定是他的心里话。 

　　2011年9月17日，班夫山地电影节中国展第二届的首站启动在即，工作异常紧张，每天就睡四个小时。好在，虽然累虽然苦，但我看到了班夫在中国的成长：比去年多出了两个参加展映的城市——深圳和成都。更高兴的是，成都市是自己找上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