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郑云峰带着满怀期许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却只看到惨淡的景象，那也是盗采盗猎最为猖獗的时期。数以万计的金农涌入无人区淘金，所到之处沙石堆积，河道断流，生态系统和动物的栖息地受到严重破坏。而盗猎分子大肆猎杀藏羚羊，使得藏羚羊濒临灭绝。而今的场景让他备感欣慰，正常情况下，这样一次巡护需要5-7天时间，郑云峰对每一天都充满期待。这些年来，虽然已经在青藏线上往返过数十次，但可可西里保护区却从未进入，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让人很忐忑，也很兴奋。
三次驶向可可西里
这是郑云峰第三次向可可西里进发。他前往可可西里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用影像“抢救性”地记录下可可西里尚未被人改变的原生态。作为摄影师，他曾持续拍摄黄河十几年。2001年因为三峡工程的动工，郑云峰抽出8年时间抢拍三峡，当他再次回到黄河源头，他所钟爱的山水，已经不是当年他离开时的样子：冰川融化、雪地缩减、草原退化、河流枯竭。他开始意识到环境变化的严重性。郑云峰果断地决定，暂时放弃三江源，去记录那些目前保存完好而未来不可确定的地方，以免将来留下遗憾。于是，他选择了可可西里保护区。
进入可可西里拍摄需要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这次的“抢救性”拍摄，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利：层层审核、报批、体检，终于获得前往可可西里的资格。他计划先去长江源热热身，再慢慢地进入可可西里核心区。然而，当他兴高采烈地带着助手前往长江源时，在离目的地30公里的地方，助手身体出现异常，长江源近在咫尺，但全队人马不得不立即撤回。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郑云峰带着新助手重新上路，这一次直接进入可可西里。刚过不冻泉保护站，他们就离开青藏线，往西进入卓乃湖。然而，夏天湖水丰盈，泥土地面也遍布水泽，车身很重的丰田车不断陷进泥泞里，最糟糕的是，刚到卓乃湖，精挑细选的新助手开始身体不适，在那样的环境下，一个小感冒都会导致严重后果。虽然满怀遗憾，全队仍然只能加快速度返回格尔木。
第二次失败后，郑云峰有些沮丧，但两次失败的尝试给了他很多宝贵经验。他从家乡找来第三个助手，他姐姐的孙子徐纪洋，郑云峰私下里想，徐纪洋在体魄上或许得到了一点他的遗传，一定可靠。同时，他决定跟随可可西里保护站的巡山队员一起进山，因为他们是可可西里的守护神，也是经验最丰富和勇敢的战士，而他们使用了十几年的北京吉普，车身轻，最适合在夏天的可可西里行驶。
这是第一次有摄影师以这样的方式深入可可西里保护区，对年近七十的郑云峰来说，这是来之不易的机会，更是一种责任。出行的队伍精简，但十分完整：两辆车，前车由普措——在保护站工作了十来年的老手——带领，后车由尼玛驾驶，他有长期的野外经验。在青海当过兵，现在退伍的巴丁次成负责生活起居，郭小虎则随同应对任何临时变故。4个人全在这里工作过至少5年以上。这一次，郑云峰彻底安心了，再不会，也再不允许出现任何的插曲了。
艰难的启程
离开青藏线，巡山队从南缘的二道沟切入保护区，开始从南到北的腹地大穿越。真正的艰难，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可可西里地区90%以上的地面为多年冻土区，在近一万年的时间内，最厚处的冻土层足有百米深，然而夏天气温升高，土层从表面向下融化，在早晚正负气温频繁的交错中，地表上部1～2米的范围内开始活动，表层土反复膨胀和收缩，非常不稳定。关键的是，正赶上多雨季节，融化的冰雪和雨水一起，让路面泥泞不堪，稍不留神车子就陷进泥潭。
道路在离开青藏线之后开始断绝，保护区内没有真正的路，虽然常有巡护，但这里天气多变，一场雨雪，足以完全覆盖之前的路面，每一次巡护都要再次开辟新路。好在巡山队员们有长期和高原的泥潭、山地打交道的经验，尼玛和普措都能轻松又稳重地把车开好。地面有湿地，就开车绕开。没有GPS，不确定具体路线，就靠多年的经验和常识判断大致方向。尼玛安慰郑云峰：“只要大概方向不错，就绝对没问题。”
二道沟之后，进入一个低峡谷地带，地面上全是乱石，乱石陷在足有二三十厘米深的水里，车子要绕过巨石，还得小心水潭。在峡谷出口，看到前方一大片全是水泽或者烂泥，为了避免陷入湿地，尼玛和普措将车艰难地开到山梁上，那里稍微干燥点，相对安全。那一天，他们就这样沿着山脊走，从这个绵亘的山脊绕到另外一个。在青藏高原跑了20多年，自以为见过世面的郑云峰，这一天却是在心惊胆颤中度过的。车像沿着刀刃爬行，等终于攀到山脊上，贴着两边六七十度、高达几百米的坡度前行，又如同贴着悬崖冒险。
山脊的高海拔，让大家拥有了很好的视野。夏天里高原上气候多变，一天内可领略四季，有时晴空万里，有时于雨雪如注，远处山峦在车窗外一一出现又先后退去，大家的心情渐渐高涨起来，郭小虎和巴丁在车里唱起歌来。而且，因为在山脊上行驶，很多在地面上行走不易察觉的东西，这时也都能看清，他们就是这样发现那辆破损的吉普车的。
刚在山梁上走了一小段，巴丁次成就大叫“停车，停车”，左边山脚下有一辆废弃的汽车，他觉得有点熟悉。尼玛把车开到近处，看清后，巴丁次成大笑起来，原来是十几年前被盗猎者遗弃的车，当时也是巴丁次成巡护，途中发现这辆车，猜测是盗猎者为了逃脱追捕时遗弃的。为了防止盗猎者伺机回来继续盗猎，巴丁次成亲手把车烧了。
“我那时经常和盗猎者搏斗，有时候他们武功还真了得呢。”返回山脊的路上，巴丁次成向第一次进入可可西里的郑云峰讲述了藏羚羊和巡山队的故事。藏羚羊能在可可西里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生存，是因为它们有可贵的群体精神。如果一群藏羚羊中有老弱病残的队员，大部队就会减慢速度，不让它们落单，以防被其他动物或者人伤害。只是可惜，这可贵的习惯也被熟悉藏羚羊习性的盗猎分子利用。每当发现队伍中有即将临产的藏羚羊群，盗猎者就开车猛追，然后开枪横扫。本来因为临产，藏羚羊群速度已经放慢，若队伍中有成员受伤，速度更是慢下来，而且谁也不愿独自逃生，结果就是，它们通通归入盗猎者囊中。巴丁在以前巡护时，经常看到数百头藏羚羊被集体屠杀、血流成河。这种场景让巴丁对藏羚羊的勇敢升起敬畏之心，也加深了他对盗猎者的痛恨。
可可西里的反盗猎斗争始于90年代，治多县委副书记、西部工委书记在可可西里地区发现大肆猎杀藏羚羊的场面后，带领工作人员与武装盗猎分子展开斗争。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在与武装盗猎分子的搏斗中英勇牺牲，第二年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多杰继任西部工委书记，继续带领一支反盗猎力量开展藏羚羊保护工作，被称作“野牦牛队”。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3年后的2000年12月，“野牦牛队”部分人员被纳入保护区管理局。现在，可可西里整个野生动物群受到了有效的保护，2006－2009年，没有一起既遂的盗猎藏羚羊案件，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好成绩。而今，藏羚羊的种群已经得到恢复，但巡山队仍需不定期不定线路地巡逻，继续维护藏羚羊和可可西里的环境。作为外来人的郑云峰意识到，在青藏线上看到的成群结队的野生动物，都是巡山队员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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