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珠峰50年

　　作者：李堕

　　1953年5月29日上午11时30分，新西兰人埃德蒙德·希拉里和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终于站到了珠穆朗玛的顶端。他们举起悬挂着联合国、英国和尼泊尔国旗的冰镐互相留影，然后在雪地上挖了两个小洞，分别放进了一个小十字架和一包巧克力。

　　在山顶上他们一共呆了15分钟，这个简短的仪式最终定格成一个永恒的经典——人类脚步终于踏上地球之巅——88 48.13米处。

　　7年之后，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5分，中国人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也达到了这高度。“我们从下午7点连夜走到第二天清晨4点25分。”现在已经68岁高龄的王富洲向记者回忆道，“贡布对我说，王富洲，不能再走了，再走出国了。”王富洲撕了一张纸，写下了三个人的名字，贡布带着石膏做的毛主席像和国旗，“因为列宁峰上有列宁铜像，我们也想做一个，但我们没找到地方做，只好带个石膏的。贡布把这些东西放在北边的雪坡下，里面还有毛线手套。贡布最后拣了9块石头，回来送了毛主席，现在保存在历史博物馆。”

　　中国登协秘书长于良璞说，当年中国登山队从拉萨来到珠峰脚下花了一个月时间，后面还有一个警卫排跟着。出了日喀则就没有公路了，只能骑马。王富洲说，他们在马背上骑了24天，以至于他一看到马，脚就开始抽筋。而现在，从拉萨到珠峰大本营需要两天半的车程，尽管700多公里路程有80%是简易公路。当汽车翻过觉悟拉山口时，就可以望到远处5座连绵的雪峰:珠穆朗玛、章子峰、卓奥友、希夏邦马和马卡鲁，其中像金字塔一样巍峨的就是珠穆朗玛。“现在来珠峰太容易了，路已经很好走了，我当年第一次来珠峰的时候，感觉有半条命在路上就没了，车走着走着就会掉下去。”

　　珠穆朗玛离人类越来越近了。

　　在最初的30年中，总共只有158人有幸登顶，死亡49人。而现在，仅2002年登顶的人数就达到了159人。很多人还记忆犹新:现任登协副主席李致新1988年登顶，是第222个分享这一荣誉的人;而过了14年后到2002年底，这个数字达到了1655，其中90%都是非专业运动员。尤其是在最近5年内，每年登顶人数都达到了3位数:1998年120人，1999年116人，2000年147人，2001年182人，2002年159人。今年5月，中国西藏的北麓大本营就有28个团队，500多人蓄势待发。

　　作为这次中国搜狐登山队的后勤总指挥于良璞，已经是第14次来珠峰了。“以前登山是国家任务，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1960年为了中尼划界问题，中国登山队的沙盘在谈判桌上起了重要作用。1975年登山是为了展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现在是自由登山。”

　　转折发生在1988年中日尼联合登山队双跨珠峰的活动中，“当时西藏登山队有位叫帕孜力的运动员，到7028营地时，因为头痛难忍自己下来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赵牧回忆说，也就是在那一次，当时中国登协主席曾曙生谈的更多的是马洛里的“个人登山理念”——“为什么登山？——因为山在那里。问我们征服了什么？一个也没有。而再早以前更多的是动员大会，是宣誓;这种想法当时还是闻所未闻的。”

　　“中国登山队9次攀登珠峰，只有今年这一次全部由业余运动员组成。”登山队队长王勇峰在大本营对记者说。张朝阳、王石是公司的董事长，刘福永是大连圣亚户外俱乐部的负责人，李伟文、梁群夫妇是深圳大学的教师，陈俊池是中国联通海口公司的工程师，张梁是银行职员，周行康是汉臣广告公司创意总监，刘健是《华西都市报》的记者。记者在于良璞的帐篷里遇到了香港登山家钟健民，七大洲的最高峰目前只差珠峰登顶，这是他第三次来珠峰，前两次无功而返。记者问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他指指自己的脑袋说，“在这里，不是体力问题，是头脑意志，我玩够了就走了。”于良璞接过话来说，“山老在那儿放着，它又不会跑。”

　　很多登山队在出发前都要请绒布寺的喇嘛举行“煨桑”仪式:一种类似松柏的枝叶点燃后，升起白色的桑烟，登山者饮尽碗中青稞酒，将酥油茶供奉于祭台之上，然后齐齐地将青稞撒向空中，发出“唆 ”的呼喊声，以祈求山神佑护。在出发前，登山队员还会三三两两地去珠峰墓地，那是东侧的一块小土台，基座是几块鹅卵石，墓碑不过是一块页岩，但从这里可以直接仰望珠穆朗玛，绒布冰川的融水从下面流过。

　　今天，攀登珠峰仍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和随时献身的可能，但前进的驱动力已不再是国家意志，更多地来自个人的激情、光荣与梦想。